04年报载，开学之初，重庆的众多学校收到大量的低质、伪劣、盗版的教辅类图书，其质量之差、数目之巨，令人触目惊心。因为未有后续报道，许多详情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实际上，像这种事情经常出现在报端，决非只此一件。那么这些盗版图书到底来自何方，为什么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教师的名字和详细的通讯地址呢？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利益交易，可以让为人师表的教师置学生的利益和自身的职业道德于不顾？这样的一种交易方式到底损害了谁的利益？作为出版业界的人，应怎样看待这种类似的事件呢？

    其实教育系统和出版系统是彼此依赖很深的相邻行业，图书作为文化知识的最主要的载体，成了彼此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图书既是教育过程中必用的工具，同时也是教育实践的总结和积累。教师（作者）—审校—出版—推广—培养作者，出版就是在这样一个循环中将教育一次一次地提升，并将其中最新的成果推荐给其他人。如果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出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教育系统的出版物消费惊爆“道德黑洞”，这不能不引起业界人士的深思。细究底里，大概有如下几种症状：

    其一，出版单位自我保护意识较差，或听之任之，或执法部门法办不力。
在许多出版社，版权管理方面的职能，一般归入总编办公室，“打击盗版”仅为其中的一项工作，极易导致督查不力，“民不报官不究”，而且盗版方要么“后台硬”，要么滑不溜手抓不着，一旦涉及官司，烦心劳神不说，且多是劳而无功。现在出版物的市场管理分别归属：文化局下属稽查大队，新闻出版局下属版权处，该两处为行政处罚；公安局下属文保分局，施行刑事处罚，但警力配置极其有限，如果异地破案，再碰上地方保护势力，令许多出版社望而却步，未敢轻易动用法律武器维权，导致教辅图书盗版猖獗。

    其二，非正式出版物通过系统宣传和派发，挤兑正式出版物。
    教育系统中的某些个人或部门，自行编制和印刷大量的教辅类印刷物，当教研员、教师开会时，就进行恰到好处的宣传，另由印刷厂或书商进行宣传推广、派发。这种印刷物定价低，折扣低，一般每印张定价为1.2~1.5元，发行折扣为4～5折，有的定价甚至低至每印张0.6元（美其名曰减轻学生经济负担）但由于印制粗糙，环节少，成本低廉，均有不错的利益。从2003年秋季开始，规定只允许向学生推荐一本教辅图书，该类印刷物有力地挤占市场。另外，将这类印刷物的一些题型稍加改变，作为考试题目，倒是很现成，让老师省了很多心，所以颇受欢迎。

    其三，教师甚至教务部门订购、使用盗版图书。
    有的书商进校直销时就手拿两种版本图书，一种为正版，其售价为定价的60%，一种为盗版书，其售价为定价的45%，而两种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印制质量不差甚至用纸更好些，教师没有理由不选用盗版图书。另外一种情况是，有的图书销量小，出版社备货不足，而学校开课在即，有的教务部门就会向非法印制单位订购几百本的盗版图书，从而助长盗版之风。

    其四，学校以印资料名义，参与盗版。
    现在许多学校配有印刷一体机，由校文印室管理。如市场上有适用的图书，买回后自行翻印、装订，其费用由资料费中统一扣除。

    其五，学校的相关部门和教师从书商处直接或间接拿回扣。
    各级教育部门多规定了与学生配套教辅图书的种类数，每个科目只可指定一种教辅图书。同时教育部门或新华书店有一份书目下达，但其中的种类较少，而且版本较老，所以有很多的教辅图书要从市场上购买，一些直销商为了从中渔利，私下给回扣，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成了学校部门或个人创收的一条途径。

    教育单位参与盗版图书，这是中国出版业的损失，但更是教育之悲哀，因为在这里不仅仅有“黑色的利益”，在这里更有“道德的黑洞”，吞没了是与非，模糊了对与错，混淆了正义与邪恶，也许只有用法律的武器可以捅开非法利益之网，才能保护出版社和其他人的合法利益，维护图书市场的正常竞争和秩序，才能护卫一切合理与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