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版图书泛滥之忧虑
                                傅国涌

    在出版业泡沫化愈演愈烈的大趋势下，我们确实已越来越难找到优秀的本土原创作品。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将和许多已成为经典的中文原创作品一起为中文出版业挽回一点荣誉，可惜这样的好书实在太少太少了。当今出版业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引进版图书对原创作品的冲击，其中充斥着粗译滥译、不负责任的译本，在内容、选题的选择上尤其显示出急功近利、物欲第一的心态，这是出版道德面临的重大考验之一，也是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引进版图书来势之凶猛、炒作力度之强劲都是前所未有的，引进的目的主要已不是为了给中国读者增加新知，打开窗户，提高修养，认识世界，而是猎奇、猎艳、故弄玄虚，充分发掘利用盲目追星族的窥隐欲大做文章，乘机大捞一把，至于图书本身的文化含量、知识含量、精神含量几乎已不予计较。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业对利益最大化的疯狂追逐已把自身降低到了和一般物质产品相同的层次，逐渐放弃了自身应有的底线。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中国所有的引进图书，商务印书馆的老牌丛书“汉译名著”对中国人的恩泽将是长远的。三联书店引进的许多学术精品，以及大量翻译过来的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乃至科学著作（如湖南科技出版社引进的《爱因斯坦全集》）等等都大有益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然而这些书在近些年让人眼花缭乱的引进图书中已不再是主流，反而退居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个不读书、尤其不读好书的年头，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沦落到了“五元书店”的尴尬境地。读者市场的庸俗化，出版界更难辞其咎，正是他们将大量包装精美却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垃圾图书引入中国，误导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此外，盲目引进版权，也使出版社的经营行为快餐化。出版社不再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去打造精品图书，不愿下苦功去培养和打磨原创作品，原因就是太慢，现在可是快鱼吃慢鱼的年代，自然，引进版权是最快的。把培养和打磨的功夫交给外国人去做，我们只管拿来。长此以往，原创图书越来越少了，原创力越来越弱了，我们这个曾经充满文化魅力的民族，拿什么去传承和发展呢？出版人的责任何在？试举几例，可见引进图书冲击中文原创危机之一斑： 

    一、翻译名著的粗糙
    世界学术名著、文学名著这几年照样也在引进，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但由于译者的中、外文程度和人文素养的缺陷，以及敬业精神的缺失，中译本往往显得晦涩，甚至支离破碎、不堪卒读，至于错译、误译、任意删改之处往往不为人知，加上编辑水平普遍性的下降所引致的职业道德问题（说实话，现在很难找出认真负责的像样编辑了），使引进版图书质量普遍下降，同时下降的，还有出版社作为中外文化传播中介者的信用，读者有理由怀疑，自己用不菲价格买来的翻译作品，能否准确地读出原作的知识和韵味。想起当年叶圣陶们做编辑时的一丝不苟，不禁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反映在出版业同样如此，以商务印书馆百余年的金字招牌，中国出版业的佼佼者，我手头就有一本它于1999年8月出版的西塞罗的名著《国家篇  法律篇》，可是封面上赫然竟是《国家篇  法津篇》，这样一个校对上的小小错误可以原谅吗？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现在出版业的职业操守普遍缺席的问题，以“出版人”自居的当家人，包括普通编辑、校对，无不如此。翻译、引进异国的文化是一项非常严谨的事，决不仅仅是赚它个盘满钵满这么简单。远的不说，自严复在19世纪末的暗夜里翻译了《天演论》以来，一百多年间我们曾涌现出许多第一流的翻译家，如傅雷、朱生豪、查良铮、杨宪益、何兆武、贺麟、许良英……这是一串我无法一一列举的长长的名单，正是他们，几代学贯中西的学者孜孜不倦，为古老的民族引入了大量代表世界水准的文学艺术作品、学术和科学著作。他们的译笔或许不是尽善尽美的，他们的眼光或许受到时代和其他因素的局限，但他们开阔的视野、他们包容的气度，他们负责的精神，都是今天许多粗制滥造的翻译者们所无法比拟的。

    二、因炒作而畅销
    更严峻的是，外国优秀作品在引进图书中已退居次要位置，充斥图书市场的是作为一次性消费品的图书，其在本国也未必入流，拿到国内来连唬带蒙，靠广告和吹嘘，外国人都说好，你凭什么说不好？这是商人策划的结果。而且，这种策划并不以文本过硬为前提，靠炒，书还特贵，买来一看，内容苍白更有伪劣嫌疑，比如《学习的革命》等。青少年和平时读书少的成年人自身缺乏判断能力，除了跟风购买，没有别的选择，至于买回去看不看，看了之后有没有收获，出版社是不太关心的。出版业追逐利益本来正常，但过分追逐利益最大化、利字当头，必然会导致“书将不书”的后果，在引进版“奶酪”大行其道本来已经有点怪了，更怪的是国产版“奶酪”同样风起云涌，发了疯似地以最快的速度跟上，前前后后至少有十来种“奶酪”问世，几乎一时间举国争说“奶酪”。这真是21世纪之交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奇观。究其原因，总是见利忘义、忘责在作怪。

    三、引进版图书独占少儿市场大头
    你可以说这是读者自觉选择的结果，不能怪出版业，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很多时候读者市场的培育是一个刻意引导的结果，儿童（乃至家长）的辨别能力、选择能力都有局限，出版商刻意引导的作用不可低估。相比之下，中国本土原创的儿童读物已沦落到无足轻重的地步，甚至正在被请出局，不少曾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逐渐销声匿迹，本土的原创图书质量上不去，出版业拿不到预期的发行量，就不再重视推出原创儿童读物，更不会致力于挖掘新人新作。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 

    追星的背后是利益最大化的驱动，现在出版业愿意以最大的资金、最多的精力投入明星畅销书（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异国的）的炒作，却不愿化哪怕不多的经费引进一些有益于世道人心、文明进步、提升人类精神生活质量的图书，更遑论出版有价值但市场有限的本土优秀原创作品。克林顿因桃色新闻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夫人希拉里的自传也因此成了出版社的摇钱树，据说还闹出了未与作者商量就擅自删改部分内容的跨国“官司”。然后就是从球星到脱星，只要是星，无不在图书市场上火一把。这些娱乐性至上、精神缺席的引进图书占据了最好的中文出版资源，浪费了大量纸张不说，对公众更是产生了不良的误导，使国人误以为外国只有性丑闻，只有足球和光屁股明星。出版业本应担当起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和教育、新闻等行业一同重塑民族的未来，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它确实担当不了这样的角色。

    以上所述挂一漏万，而且只是一种浮光掠影的印象，远不能全面概括引进图书冲击中文原创图书及中国书业的危机。但仅就我极为有限的观察，也足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出版业就是从引进西方学术名著起步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风行之后，他相继译出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许多西方经典，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包括鲁迅、胡适、陈独秀在内的“五四”巨人们，无不受到这些书籍的启蒙和影响。我相信这样的书现在不是没有，只是中国出版业不愿化心思去引进罢了。我们探讨出版道德就是要对21世纪的出版业提出这样的希望和要求。据我所知，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多年未能出版，最后只好自费印了几千本，却广受读书界的欢迎。像这样的好书没人愿出，难道不值得出版业深思吗？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由于出版环境的限制，出版社、编辑能自主发挥的空间很有限，作为读者我对此只能深表理解和遗憾，但不能因此而推卸自身的责任。道德上的承担不是一个高调的要求，而是做人的底线，就出版人而言也是先做人，然后才是做一个出版人。想想过去，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张元济、王云五他们在商务、陆费愦等在中华都曾出版大量优秀读物，其中也有许多引进的外国经典，但更多的是中文原创作品，以商务“大学丛书”为例，仅原创的学术专著就出了52种，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原道》等、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钱穆的《国史大纲》、王世杰和钱端升的《比较宪法》、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传世之作，即使在血与火的抗战期间也没有中断过出版高质量的学术文化原创著作。商务印书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蒸蒸日上，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中流砥柱不是无缘无故的，它并没有因为出版这些有重要价值的原创作品而影响经济效益。一些规模较小的出版机构，如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和晚些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等也因为出版鲁迅、陈独秀、胡适、沈从文等人的原创作品而饮誉当时，名垂史册。因此，我深切地感到，中国出版业现在面临的急迫问题不是急于找外因、找借口，而是自身的反省。

    毕竟出版不是市场的附庸，也不是其他什么的附庸，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独立的尺度，它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文化担当者、文化责任者和文化自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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