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遗传密码有时实在是灵验得遥接千载，比如“枪手”这个词，三国时叫“捉刀”，表面上看，刀啊枪的，皆与致人死地的武器有关，实质上却指代人捉笔写文章。有此一端，足证中国人是精通文武混一之道的。
    但在儒教文化浸润之下的传统社会，文章是用来载道的，因此，非关性情、非关主义的枪手写作名声并不好，比如一提起绍兴师爷，便联想起“刀笔吏”或“讼棍”之类。今天看来，所谓“刀笔吏”不过是首长的政治文稿秘书，而“讼棍”有点像现在能将死人说活并借此收费的律师。中国古人的某些称谓或指代，的确蕴含了有所为有所不为或者有当为有不当为那种道德上的执拗劲儿。

    时移势异，在“市场经济”的阳春三月，人们对道德普遍持有一种生物学态度，癌细胞也是细胞，不过是与正常细胞抢地盘、争饭吃的那种生命单元，不值得一惊一乍。在电脑的“百度网”搜索一下“枪手”一词，立即蹦出一家“枪手部落”网站，其宣言曰：“本网站将以诚信为本，以精诚合作为本质，为广大网友提供以下服务：1.论文发表中介；2.论文连写带发；3.毕业论文代写；4.课程论文代写；5.各级……代写。”堂而皇之，无羞赧之色，无惊恐之情，“有关部门”亦不与闻，镇定得可以。

    低级的考试枪手则无所不在，高考有枪手，上了大学还有枪手，至于堂堂高等学府中屡屡可见歪歪扭扭的考试枪手广告：“包考英语四、六级，包考各种任职资格证书，价格面洽，通过付费”之类，以致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实施“专项整治”，出台了诸如考试须两证（学生证+身份证）齐全，一旦发现枪手将追究校长责任等等，只可惜吾土吾民尤其吾官员最是羞见丑闻，吓唬吓唬也就罢了。

    确实，过分较真可能会引起“窃钩者诛窃国者为侯”的物议，因为还有三种枪手是动不得的。
    一曰企业枪手，此类人（或机构）为企业所雇佣，能口吐莲花，笔惊鬼神，或为老板杜撰一波三折、屡败屡战而又以苍生为己任的创业史，或为企业掩污藏垢、重塑金身，或将某种本来稀松甚至伪劣的产品说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用了不活不可能，活着不用更不可能。此类枪手所做的活儿，正名叫“策划学”或“广告学”，合法的。即使捅了娄子，老板会出钱找门子，请律师，摆平。

    二曰衙门枪手，又分两种，一为正出，一为旁枝。正出者根正苗红，专为各级有关官员起草文件、会议报告、编纂文集等等，某些领导思虑有余而笔力不逮，又沉溺于文山会海，不能不用枪手。此类枪手虽有衣锦夜行之痛，但每每又能在领导字正腔圆地读其捉刀的报告，把玩由领导署名实由自己代笔的报端宏文时，暗自陶醉且瞻念锦绣前程。此种枪手有点像旧时师爷所为，但师爷决不做第二种衙门枪手的事，即帮主人混文凭，因为古代的科场舞弊往往是要掉脑袋的，不值。如今则不然，某些官员学非正途，却又一心向学（学历），据大专而望大本，有大本而图硕、博，反正“学票”这东西是一种资源，学阶越高越稀缺，有则可能不用，用时不能没有。只可惜首长往往难以拨冗，诸如入学考试、学年论文、学位论文之类闹心事儿，只好暗聘枪手代劳。此种枪手一为官场中的高知新秀，乐得巴结上峰，铺就上升通道；二为学府之无德学人，得了好处不说，更可借此结交官场，引为外援，以应不时之需。你仕而优则学，保不准哪天我还学而优则仕呢，朝中无人断断不成！

    三曰学术枪手。此类枪手与前两类比起来，气象大为逊色，一种专事雪中送炭，谁评职称差点成果，有通人引荐，借枪手刀笔凑够论文篇数，事属扶危济困，润笔左不过烟酒礼品之类，仨瓜俩枣。然而网络化时代使这种枪手的匿名操作和商业操作成为可能，上文所列“枪手部落”网站之流即是。学术枪手之二是专给学术“名人”锦上添花。随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官僚化程度的加深，某些名家与其说是学问家，不如说是学术活动家。今日规划，明日鉴定，后天研讨，大后天演讲。或一脚踩象牙之塔，另一脚踩官贾之邦，忙得七荤八素，几乎束书不观，时间一长难免腹笥空虚，而又不得不做学术的“品牌维护”，只得利用自身控制的学术资源，找生徒部众做枪手，做课题，出专著，甚至系列专著。而众枪手或出于报师恩，或思由准名人擢升为正宗名人，乐附骥尾，总之说不清，道不明，学术因之繁荣，“名人”以此更名。

    由以上数端可见，我们确乎已迈入了“泛枪手时代”，尚不包括诸如借腹生子、借名牌以售私货以及街头涂鸦包办各类证书等鸡鸣狗盗的准枪手行径。
    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谈出版业的枪手现象，似乎显得出奇地轻松。我曾就此话题询之几个书商朋友和某出版社的老总，普遍的第一反应是备感意外，觉得枪手问题虽然于今为烈，却是古已有之，实属市场经济之正常现象，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而枪手现象乃是图书、报刊、影视剧等大众传播产品产业化制作的标志之一。某朋友甚至盛赞枪手的好处，其一自食其力，无须福利，为社会解决了就业问题，又降低了出版成本；其二，惟其自食其力，故勤勉敬业，且没有学人的酸腐气，便于出版商的策划调度；其三，大部分枪手绝守诚信，书稿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快有多快；其四，枪手群体的出现，加快了图书出版的节奏，使知识总量得以巨量增长。

    似是而非。
    从正反馈而言，自由撰稿人阶层的出现是由出版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的。据有人推算，目前全国有2000多种报纸，一年用稿量近1200亿字。报纸如一年用外稿700亿字，按千字50元计，共支出稿酬35亿元，假定其中1/10为自由撰稿人所写，总稿酬为3.5亿元。按每个自由撰稿人年均3万元稿酬收入，足以养活万余名自由撰稿人。
    再以图书市场为例，2002年全国图书总码洋为778.41亿元人民币，若以总码洋的2%计算版税稿酬，则须支出总稿酬15.57亿元，假定总稿酬中1/3为自由撰稿人所得（实际比例应高于此），则自由撰稿人的总应得稿酬为5.14亿元，仍按每个自由撰稿人年均收入3万元计，则可养活约1.7万名自由撰稿人。较之报刊的低发稿量和高质量标准，自由撰稿人在图书写作方面的空间更大，而这也是自由撰稿人与枪手（有时实在很难区分）的共享空间。

    仅此而言，似乎值得乐观。然而再从负反馈来看却未必如此。据新闻出版总署计划财务司统计，我国图书出版全行业期末库存金额与年纯销售金额之比逐年上升，1998年为59.5%，1999年68%，2000年为72.4%，2001年为72.8%，至2002年窜升为79%，接近80%。换句话说，将近一半的书躺在库房里，等待低价处理或化为纸浆。其直接后果一是巨量的资源浪费，二是出版商的资金周转困难，三是将库存成本摊到纯销售图书上，造成图书定价居高不下。而畸形的书价又会使更多读者望而却步，从而推动图书库存的新一轮增长。

    导致我国图书高库存的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包括选题失当、营销不力、流通不畅、成本上扬等等因素，但中国图书业这种日盛一日的“义和团”式的粗制滥造的枪手写作绝对难辞其咎。试想，中国的教育资源特别是考试资源的垄断，一直支撑着中国图书销售码洋的大半壁江山。学术书籍因获利甚微，印数有限，且有相对稳定的圈内读者，同样不会左右库存量的上升。剩下的就是大量毫无创意、绝少心肝的跟风之作，而此类图书率多枪手所为，这应当是库存图书中极为重要的成分。这一推论虽乏统计数字的确证，但逻辑上理应如此。

    精明的书商迟早会发现，摆弄读者并不像摆弄枪手那般得心应手，愚人者往往自愚。
    其实枪手现象最大的悲哀是文化的悲哀，枪手只对稿费负责，书商只对利润负责，而学者大多又只对位阶负责，谁又对文化负责？非市场化时代闲置了权利和义务，泛枪手时代则失却了文化的使命感与道义感。
    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喜用“神州陆沉”来形容晚明社会，所谓“陆沉”非指社稷陵夷，非指经济凋敝，而是指由缙绅之士的无耻、无能、无聊、无识所引致的文化沦丧。当我们坐拥书城而又乏善可观时，不免有一丝“陆沉”的悲凉。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著作的一版再版是当代文化人、出版人的共同耻辱。但只要我们仍满足于书影飘忽、方生方死的出版跟风，仍痴迷于用小脑码字，用大脑数钱的枪手写作，仍不能逾越“泛枪手时代”，这种耻辱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会继续得更为搞笑。